国人最熟悉的战争，三国鼎立奠基之战，可你知道曹操究竟是怎样丢掉一统天下机会的吗？

一、兵不血刃

东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九月。

辽东太守公孙康斩杀原盘踞河北的军阀袁绍之子袁尚、袁熙，向掌握东汉朝廷中央政权的司空曹操献首请降。

至此，曹操完全消灭袁绍残余势力，平定了黄河以北的青州、冀州、幽州、并州等地区，取得了对其余割据势力的压倒性优势，于是再接再厉一统天下便提上了日程。

次年，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升任丞相，终于成为实至名归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七月，曹操誓师南征，讨伐盘踞南方荆州地区的军阀刘表。

八月，荆州牧刘表病故。由于刘表在后嗣问题上犹豫不决，荆州发生继承权争议陷入内乱。刘表幼子刘琮率荆襄大族蔡氏、蒯氏，向曹操请降。

九月，曹操不战进入襄阳，轻取荆州精华地带。接下来，曹军铁骑追击南逃的刘表附庸刘备部，在南郡当阳县长坂坡几乎全歼其主力，占领刘表囤积物资的重镇——南郡郡治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此后，荆州各地望风而降，只有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收留了刘备残部，还在试图对抗。

曹操南征意在打击荆州割据势力，本没有计划对付孙权——当时曹操的地盘跟孙权在淮南地区毗邻，如果他原本就有意进取江东，肯定会在那里摆出进攻姿态，牵制孙权军。

因为胜利来得容易，于是曹操决意乘胜进军江东，一举完成统一大业。

二、大兵压境

在曹操看来，孙权不过是一个侥幸继承父兄基业的纨绔子弟，和刚刚投降的刘琮并没有什么不同，很可能也在军事压力下不战而降。

于是，曹操给孙权写信说：“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这就是,《三国演义》所谓曹操八十万大军下江南的由来。

这当然是恐吓手段！

曹操从来没有过八十万大军。按东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曹魏灭蜀后，总人口才5372891人——这不是真实人口数，而是户籍数字，与财政税务密切相关，意味着最多只能收到这五百多万人的粮食赋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杀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所能掌握的人口，肯定比这个数字少得多，怎么可能供养的起八十万军队？

那么曹操究竟有多少人马呢？

有句话说得好，最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对手。曹操的直接对手，江东军主将周瑜就做出了相当准确的估计：

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周瑜这话是在宽慰孙权，也是建立在对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因为接下来的仗还要他自己去打，信口开河会坑死自己的。

历代研究者大都认可周瑜的估算，于是得出结论：曹操率领二十余万大军来攻打孙权。

这是读书不求甚解想当然！

周瑜只说曹操在北方有十五六万人马，可不是说他把这些军队全带来了！建安十三年，曹操实际掌握的人口最多不会超过三百万，因为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供给非常紧张，维持十五六万常备军已经是极限。

这十几万大军，肯定不能全部参加南征。曹操占地广大，周边还远没有安定，辽东公孙康，幽州乌桓、鲜卑，并州匈奴，关西马腾韩遂，江东孙氏，都是敌人或潜在的敌人，不能不留重兵警戒。

假定在这几个地方各驻一万多人，两大中心邺城、许昌再留二万作预备队，至少十万人是没法抽调的，能参加南征的部队也就五万人左右。

当然，曹操治下有很多按军事结构编组进行屯田生产的难民，必要的话也能临时动员一部分从军。不过这些人缺乏训练，没什么战斗力，只能当辅兵打杂。按《三国志·先主》传：“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宛就是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是曹操与刘表势力结合部，长期驻防新野（南阳郡辖县）的刘备必定特别关注该地军情变化，可见曹军没有在南阳大规模动员。而曹操经济状况不好，更没法从其他地区动员太多预备兵，辅兵最多也就三四万规模。

出乎曹操意料的是，他竟能不战而得荆州，完整接手原刘表统治机构，可以就地动员民夫支前。因此他不再需要那些缺乏战斗力的杂兵，为避免浪费粮食，当然打发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留下来的常备军，加上荆州降兵，曹操兵力扩充很多。周瑜将降兵数量估计为“七八万”，而这是荆州军队的极限值，荆州虽然相对安宁富庶，刘表能掌握的也不过百余万人口，最多维持曹军一半规模。而这些人未必全部归降，其中刘表的长子江夏太守刘琦部万余人就和刘备残部一起继续对抗曹军；荆州南部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属于半独立地区，只是名义上归降曹操，并没有大量派兵效力。再算上部分趁乱逃散的，实际加入曹军的荆州军最多五万。

也就是说，曹军在荆州地区总兵力不会超过十万。

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左右是夸张，为什么不索性号称百万呢？这其中很可能无意中流露了真相：

从情报学的角度看，谎言也是有信息价值的；因为谎言往往是在事实基础上进行歪曲，而非完全虚构，如果能够掌握其篡改规律，是可以还原真相的。《三国志·国渊传》提到一种情况：“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也就是说十倍夸大战报是当时惯例，曹操写信恐吓孙权可能也受此影响不自觉地漏了底。

因此，曹军可能只有八万左右！

三、螂臂挡车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告诉我们：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军以弱胜强。

上面说了曹军兵力没有我们想象的强大，那么孙刘一方又如何呢？

关于孙权的兵力，《周瑜传》说得很清楚：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周瑜是以主将身份要求孙权调拨军队，肯定不会信口开河，也就是说，孙权在赤壁一战投入三万部队。

而刘备一方不那么明确，按诸葛亮对孙权的说法：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这话肯定是有虚头的，孙刘两家是临时报团取暖，不可能全无保留地交底。刘备在当阳长坂坡几乎全军覆没，没多少人能逃到江夏，他的部队主要就是关羽水军，估计约五千人左右。不过江夏是荆州防御江东前线，周瑜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吹牛骗不了他，刘琦所部万人应该比较确实。两部合并计算，刘备一方部队约一万五千人。

这么说来，孙刘联军总兵力为四万五千上下，与曹军对比大致是一比二。

不过账不是这么算的，四万多人并不是孙刘联军全部，他们还有后援。周瑜最初要求是：“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孙权回复他：“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孙权至少还有一两万兵力，可以作为预备队后续投入赤壁战场。

因此孙刘联军可用兵力不少于六万！

而曹操八万人要分兵驻守襄阳、江陵等荆州要点，能到赤壁的也就一半多。双方兵力大致相当。

当然，孙权也有老巢要守，但江东兵力充足——赤壁之战后，孙权一面命周瑜统帅胜军在西线与曹操大将曹仁争江陵，一面自领东线大军出淮南。按《三国志·张辽传》：权率十万众围合肥。

所以，实际情况不是孙刘弱曹操强。相反，因为曹军本部北方籍将士水土不服，且不擅长水战，新降的荆州军思想混乱，战斗力都要大打折扣，反而不如孙刘联军强大。

四、攻守之势

曹军是九月占领襄阳的，到年底才进行赤壁决战，这段时间内也有过一些前哨接触战，双方强弱对比如何，曹操心里不会没数。就算意外全取荆州自我膨胀，这么长时间下来，也不至于还忘乎所以。

曹操是老于阵仗，为什么明知自身力量不够强大，还要一根筋地主动进攻呢？

曹操并不头铁，他压根没有发动进攻。

注意看地图，赤壁位于江陵和夏口之间，已经进入南郡境内，孙刘联军要防御应该在江夏，西进到荆州腹地打仗只能是进攻！

从天下大局看，曹操占据北方成熟经济区，拥有战略优势；而具体到赤壁战场，明显是孙刘兵强，他们才是战役进攻方！

这显然出乎曹操意料，他自吹八十万大军，说狠话摆出强硬姿态，就是想要吓住对荆州地垂涎三尺的孙权，好腾出手来巩固新占领区。《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就是这个道理。

曹操这一手相当有效，孙权手下官员大多主张投降，其中就包括首席重臣张昭。

《三国演义》“舌战群儒”桥段丑化了张昭，把他写成一个贪生怕死的投降派。其实不然，张昭是孙氏政权骨鲠之臣，每每对孙权直言强谏，甚至曾说过“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这样倚老卖老的话。孙权自己也承认：“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足见对他敬畏有加。张昭曾接受孙权大哥孙策托孤重任，得过“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嘱咐，等于是少年孙权的半个监护人，投降后肯定会被挂起来，只能混吃等死，哪能有之前的权势风光？

于情于理，张昭都不可能出卖孙权。

其实张昭的想法是：之前跟刘表打得你来我往，虽然略占上风，但也没得到什么大便宜，现在换了更厉害的曹操，硬拼风险太大，装孙子服软口头尊重一下朝廷也不损失什么，还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更好。

而周瑜的看法不同：荆州新降人心不安，正是江东夺取上游屏障发展壮大的天赐良机；如果错过这个时机，等曹操完成整合，顺流而下，侧翼暴露的孙氏政权必然败亡。

这是看问题的高度不同，并无道德高下之别。孙权作为吴国开国君主，战略眼光还是有的，所以他很快接受了周瑜的意见，决心与曹操一战。

确定了乘曹操立足未稳发动反击的整体战略，还要考虑具体如何执行。这时刘备集团特使诸葛亮带来了好消息，荆州并未完全投降，江夏还掌握在刘备集团手中。这对孙权是重大利好，只要和刘备结盟，就可以取得一个重要前进基地，将防线推进数百里。

大家注意到没有，赤壁之战中孙权投入兵力至少两倍于刘备，主要战斗也由周瑜承担；到战后分账时，周瑜继续苦战才夺得南郡，刘备却乘虚而入取荆南四郡。虽说南郡富庶程度超过荆南，但出力少的刘备无疑是占了大便宜，而孙权对此居然没多大意见，关键就是刘备一方同意合作成功后交出江夏地盘。赤壁战后出任江夏太守的是江东宿将程普。

正因为有这份诚意，素有积怨的孙刘两家才能迅速坐到了一条船上。

孙刘联军一经组成，整体战略形势就发生巨大变化：

曹操没想到孙权这个小年轻竟敢打上门来，但他不能怂——荆州新降军民尚未归心，如果曹军不够强势，没有足够威慑力，就会有人生出另找靠山的心思，到时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因此尽管他深知形势不太有利，也只能率水土不服的疲惫之师监督军心不稳的“狐疑之众”迎战。

五、缓急之利

虽然曹军力量偏弱，但不等于只能被动挨打，战争意外因素很多，孙刘联军不见得就能稳赢。

按《周瑜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曹操首战受挫退守乌林（赤壁北岸，今湖北省洪湖市境内），失去对长江水域的控制（以下简称“制江权”），实际被封锁于乌林江湾，和江陵大本营首尾不能相顾。

这种情形无疑是很被动的，但曹操却不得不坚持：

一方面，曹操需要在政治上凝聚人心，不能轻易撤退；另一方面，下游防线战略意义重大，如果曹军退守江陵，那便门户洞开，孙刘联军便可上溯进入洞庭湖流域，乘胜席卷荆南四郡。这样一来，原本赤壁战后孙曹争南郡的局势将提前出现——在没有制江权的情况下，曹仁与周瑜长期相持，还是没能守住突出防线的江陵；如果周瑜再有四郡资源支持，即使曹操亲自出马也不能做得更好。

为什么曹操退守乌林，而不选择其他地方呢？这跟乌林的地理形势有关。

长期以来，因为水道变迁，我们无法还原赤壁古战场地形。按常理论，曹操久经沙场，即使不擅长水战，地理条件是否有利大致上还是能判断的。

我们知道，长江湖北段即所谓荆江，号称“九曲回肠”，河道蜿蜒曲折，形成许多内凹港湾，这些地方腹大口小水流缓慢，适合大量船只驻泊，也便于防守，比较适合水战能力良莠不齐的曹军。有理由相信乌林就是这样一个港湾，甚至有可能因其水文条件不错，成为刘表经营的水军基地，有现成码头营房仓库可用。

尽管留驻乌林的曹军水军主力无力出击，实际沦为困守港区的“存在舰队”，但不等于就不能形成威胁。内河作战不同于大海——后世海军如果掌握制海权，那就可以轻易绕过对方要塞据点，自由选择敌后方薄弱节点发动突袭。而长江河道再宽阔，也在目视范围内，一方只需在近岸高地部署一定数量监控哨位，便可有效掌握对方舰船调动情况。孙刘联军即便掌握制江权，大股调动也瞒不过曹军，尤其当曹操本人驻防乌林，刘备周瑜绝不敢留下偏师对峙，冒着被两面夹击的危险，以主力深入荆州腹地。

唯一可虑之处是乌林与江陵相隔甚远，原本可以联系的长江航道又被孙刘控制，两个军队集团难以配合呼应，容易遭到各个击破。

但实际情况可能好得多，江汉平原中南部就是古代云梦泽，湖泊众多水网纵横，乌林附近就有注入长江的支流，很可能有人工水道连通江陵。曹操取得后方物资人力支援应该不会太难，处境并不孤立，所以他才选择驻军乌林，而不是洞庭湖口的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境内）。

大多数人对赤壁之战双方存在刻板印象：曹操远道而来后勤艰难，孙刘以逸待劳补给充足。其实未必如此。曹操主基地是完整接手的江陵，刘表在那里囤积了海量物资，通过江汉水道补给乌林绰绰有余。赤壁战后曹仁在几乎被周瑜包围的情况下还支持了一年，可见江陵物资充沛。而且曹军虽有五六万人马可以投放赤壁前线，但不等于要将整个重兵集团猬集到乌林一地，曹操完全可以撤走一部分军队，留两三万与敌对峙。

而孙刘联军前进基地在江夏，但这里是刘表和孙权攻防拉锯地带，地方残破荒芜物资匮乏，很难支持四五万大军长期作战。所以，江夏只能是物资转运节点，孙刘联军大部分军需要从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境内），乃至更远的丹阳、吴郡地区（大致包括江苏安徽南部）调拨。柴桑在东汉末属于豫章郡，大致相当今整个江西省，后世这里是鱼米之乡，而当时却绝大部分是深山密林的未开发区，瘴疫横行地广人稀，物产并不丰茂。

胜败乃兵家常事，最终定局还要看谁更有韧性，更能坚持。

六、烈火飞血

这样局势就完全反转了，曹操兵少粮多利在持久，孙刘兵强补给线长利在速战。

对于这种情况，作为江东军前敌总指挥的周瑜是最清楚不过了，他不用计算都能想象得到，孙权怎样殚精竭虑筹措军需。他还明白孙刘只是报团取暖临时结盟，长时间无所事事，内部各种矛盾都会暴露出来，到时候主客之势就会重新翻转。

不能再等下去了，现在就要和曹军形成决战。

仗不是一方想打就一定打得起来的。曹操知道自己还没有能力在长江上与对方一决胜负，他不介意先怂一把，实践乌龟大法坚守不出。于是周瑜只能打上门去强攻。

前面说过乌林是一个腹大口小的内凹港湾，守方只要守好入口，不让攻方舰船冲入，便可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做到这点，曹操处心积虑排出“船舰首尾相接”阵势——即《三国演义》所谓“首尾用铁环连锁”，也就是“连环计”之滥觞。

历代文人少有亲身参与水战着者，于是他们接受罗贯中想当然的观点，以为只要将多艘船舰以铁链连接，便可做到“冲波激浪，稳如平地”。这确有一定科学道理：在不增加船高的前提下，船只体量越大宽度越宽，重心相对越低，因此也更稳定，抗浪性能更好。因为在技术上无法放大现有船只，将多艘舰船连接，在一定意义上近似于增加舰船长宽，能够加强抗浪性能。

问题是这些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铁环连锁在增强抗浪性的同时，完全放弃了适航性。

两艘或两艘以上船舶，不管以什么材质连接，都必然产生一个互相牵拉的力量，以当时的技术条件铁链不可能做得太长，各船间距相当近，航速稍大就极易发生碰撞。这里做一个类比：我们汽车抛锚叫拖车时，前方动力车必须小心控制速度牵拉，绝不能乱踩油门刹车，无动力的后车也要有驾驶员在位把握方向，关注前车动向随时准备刹车，做得这么谨慎就是要防止拖拽过程中力矩变化发生碰撞。古代船舶没有机械制动装置，全靠人力控制，因此“铁环连锁”后只能以划桨方式小心翼翼的低速移动；绝不能挂帆加速，因为不同船舶无论如何做不到节奏一致，风浪稍大就会造成碰碰船惨剧。

但这对曹操不是问题。速度缓慢又有何妨？他又不跟周瑜玩赛艇，甚至船能不能开得起来都无所谓，曹操要的就是在乌林港湾入口构成一道近乎固定的防线——曹军舰船下碇石（原始船锚）停泊，通过铁环连锁保持稳定，这样不习惯水上活动的北方老兵就可以上船，在一线督促新附军作战；还可在颠簸不大的大船上部署操作床弩之类大型器械，实现对来犯之敌非接触打击。

曹操这个战术非常高明，等于说以战船为城墙，将水战做成了北方士兵熟悉的城垣攻防战。而周瑜就头疼了，江东军之于曹军并无绝对优势，虽然强攻未必不能拿下，但拿水战精兵去爬墙拼消耗不值得，兵力折损太多会改变孙刘力量对比，乃至影响战利品分配。

在这紧要关头，关键先生出现了。他就是追随孙氏父子兄弟三代的老同志黄盖黄公覆。

说起黄盖，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实苦肉计于史无据，不过小说家言，可以确定的是黄盖确实进行了诈降。

黄盖的破敌策略是“可烧而走也”，也就是火攻战术。这是古代水战惯用战术，木质船体虽然长期浸在水中，但为防蛀防腐蚀，船板都要上漆抹油，比较容易燃烧，直到十七十八世纪风帆战舰已广泛装备大炮火枪，火船战术依然行之有效。

周瑜精于水战，不会不懂这些，黄盖能想到的，他自然也想得到。

麻烦就麻烦在曹操这个乌龟阵太难弄。连环船在港湾入口形成防线，有效隔开了与孙刘联军的接触，火攻的话只能烧到最外围一列。而木船虽然怕火，也不至于一点就着，毕竟当时没有火药汽油，仅“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并不能迅速形成冲天大火，少数船舶着火，还是来得及组织人手扑救的。火攻是要讲究出奇制胜的，一次不能成功，下回对方有了准备就更艰难。

黄盖通过诈降，得以穿过连环船防线，突入江湾内部纵火，曹军主力准备不足一片混乱，周瑜主力乘势跟进大败曹军。

曹操不是没有想过诈降的问题，当他收到黄盖降书后回复：“但恐汝诈耳。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可见他并没有丧失必要的警惕。

那他为什么还中计了呢？

按《周瑜传》注引江表传曰：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於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

当周瑜大军出动即将接战时，作为前锋的黄盖忽然大张旗鼓宣布投降。这一手在现代叫“阵前起义”，着实非同小可，等于说完整战线忽然出现缺口，友邻诸军必然士气大跌。为了保密，周瑜不可能事先给手下交底，临战传达最多也只能到达中层军官，基层士兵不了解情况，见到友军反水必然惊怖，即使将领说明真相，将士们也不可能很快解除迷惑，不可避免的要陷入混乱。

正在观察的曹操把江东军的乱状看在眼里，他判断：即使黄盖是诈降，周瑜的船队肯定是真乱，一时半会儿恢复不过来；自己只要速度够快，可以先解开铁环连锁，放黄盖通过防线，然后迅速重新封闭，以优势兵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这样可以将假降逼成真降，从而沉重打击敌方士气。

这里可以看出，曹操和“一生惟谨慎”的诸葛亮不同，虽然是见惯尔虞我诈的老江湖，但他的本性是倾向于冒险的。

但是曹操低估了周瑜和黄盖。

因为事先没法向全军说明情况，骤变忽起时，江东军大队确实有些惊慌失措，但周瑜治军有方，安排的中层军官控制力很强，很快制止了士兵慌乱情绪蔓延。然而重整队形需要时间，这时就要看黄盖的发挥了。

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老将军黄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以最快速度冲过连环船防线，直取曹军水军大寨。

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很多人强调东南风的重要意义，似乎若无此风周瑜必败。其实东风作用主要在黄盖向曹营航渡阶段，虽然有助加速，却不是非有不可。

诈降船队深入江湾内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黄盖点火之后，并未通过船后拖带的小船撤离（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为船载引火物开始燃烧，火焰迅速上蹿必定引燃船帆，船速势必急剧下降，而此时船队距水寨还有一公里左右（去北军二里余），如果曹军反应迅速，是来得及将火船推离水寨的。这样一来，黄盖就未必能扰乱曹军主力，曹操还能抽出人手支援连环船，周瑜还需要在那里苦战，苦心孤诣策划的火攻计作用将非常有限。

觉悟很高的黄盖不甘心如此，他要决死一搏，于是他率部继续留在船上控制航向奋力划桨，直到即将接触才弃船逃生。黄盖本传注引吴书曰：赤壁之役，盖为流矢所中，时寒堕水，可见黄盖点火后还在一线，并且迫近到弓箭射程之内。

由于黄盖舍生忘死，火攻取得了极大成功。本来黄盖火攻船数量有限，就算全部成功也不过烧毁曹军10艘战船，这点损失曹操承受得起。然而黄盖的决死冲击，让曹营水军上下吓破胆，许多船舰不等命令便匆忙拔碇避让乃至逃跑，全军完全失去组织。面对乱局，曹操纵有天大本事也只能徒呼奈何，眼睁睁看着江湾入口孤立无援的连环船被周瑜主力围攻。

黄盖的突出表现为他赢得了此战头功，所以战后他被任命为武陵太守，封赏几乎与周瑜程普相等。

当周瑜击溃曹军铁环连锁阵线，成功突杀入乌林港湾，曹操的混乱之师不可能再抵御优势江东军，赤壁之战大局底定。

七、元气未伤

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军的战略胜利，从此荆州地区战略主动权易手，三国鼎立局势初步成形。但是孙刘联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在这一战中歼灭大量曹军；事实上，曹操陆军主力并未遭到严重损失，水军也没有全军覆灭，是他发现乌林不可守，于是决定壮士断腕，焚毁能控制的船舶以免资敌，自率余部沿华容道小路退往江陵。《三国志·吴主传》记“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此项记录不见于《武帝纪》，应该不是曹魏方面讳言失利的虚饰。

正因为曹军主力并未有严重损失，主要是荆州降兵死伤逃散很多，本部减员不会超过万人，所以曹操依然拥有全局战略优势。即使在荆州，曹操仍控制着最富庶的襄阳地区以及江夏一部分，荆襄争夺还将长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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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